中国人特喜欢装B，比如12月13日，肯定又要大张旗鼓的纪念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就好象一个花容枯槁的老奶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诉：70年前我被邻居家12岁的小毛头强奸了一百遍啊一百遍……整天念叨个没完。问曰：真的有一百遍？你一遍遍数的？老大妈立刻怒道：你这个汉奸走狗，竟然想为强奸犯翻案……
同样，我现在要是问“三十万”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保证，那些整天作一脸无奈状说“中国人越来越麻木了才过了几十年就连国耻都忘了”这种话的人，十个有九个都答不上来。但是这不妨碍他们装B啊，一到这天，又有人开始长吁短叹：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日子……
4月7日，销售额1140万元。
刘强东盯着后台数据，舒了一口气，他更加确信完成今年40亿元销售额的目标问题不大，而且目前京东已经足够支撑这个业务量。
这是京东商城单日销售额第二次突破1000万元，上一次是2008年12月24日，不过作为京东商城董事局主席兼CEO，那时刘强东的心情更多的是焦虑而不是兴奋，因为这个量远远超过了京东当时的支撑能力，最忙的时候，所有的高管都要轮班去库房帮忙打包出库，而这一次，“很轻松就过去了”。
2004至2008年，京东商城的销售额分别为1000万、3000万、8000万、3.6亿、13.2亿，换句话说，京东已经连续4年保持了平均 340%的复合增长率，在刘强东的计划中，这个惊人的速度并不会因为规模的扩大而放缓，他给京东2009年、2010年设定的销售额目标分别为40亿元和 100亿元。
即使在盛产“快公司”的互联网领域，这仍然是一个让人惊叹的速度，但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速度背后的推动者刘强东，对于外界仍然是一个陌生人，人们了解他的创业故事，却并不理解他内心的进化逻辑，当然，也无法看清这个“陌生人”的野心。
刘强东多少是个电子商务的异类，他毫无互联网背景，1998年开始在中关村创业，以代理光磁产品起家，2001年开始转而做零售，最多时在北京、沈阳、深圳共有12家IT、数码产品连锁店，2003年以前，他对互联网的了解仅是“QQ可以泡MM”的层面果不是席卷全国的非典疫情，刘的连锁店被迫关闭而遭到重创，他根本不会想到去做什么电子商务，而他最初也只是希望通过互联网来解决库存而已。2004年后，刘开始注册域名、开发电子商务系统，并逐步关闭线下连锁店，专心只做线上，此时离最早的B2C公司亚马逊出现已过去了10年。
现在看来，这种后知后觉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不妨来分析一下当时互联网发展的背景，2003年中国的网民数量达到7950万，曾经喧嚣一时的B2C先驱8848早已失败，而卓越、当当们仍走在模仿亚马逊的道路上，2004年亚马逊就以7500万美元收购卓越进军中国。
而物流、信用、消费习惯这些阻碍中国B2C发展的几座大山也在2003年前后被悄悄搬走，2002年12月，招商银行开始发放信用卡；2003年，快递业初步成熟；2003年的12月，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事实上，携程也是一家 B2C电子商务公司），这也意味着新一轮互联网热潮的开始。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2003年，发展电子商务的外部条件基本成熟，而刘强东正好是那个有准备的人，这造就了京东5年来的高速发展，但为什么是刘强东？为什么这个互联网的门外汉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做到了中国B2C电子商务的第一？
“对零售来说，追求毛利率没有任何意义”，09年4月，刘强东对《创业家》杂志坦露内心，分享了“京东密码”，他的第一句话就旗帜鲜明地和绝大多数 B2C电子商务业内人士唱起了反调，几乎所有的B2C电子商务人士都认为，做B2C必须要有较高的毛利率才可行。而在刘强东看来，京东所谓的B2C电子商务，其实只是做零售，而零售的核心无非两条：供应链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
1、 供应链效率，100多年来渠道的进化，从集贸市场、到百货商场、到连锁超市，其本质的提升是供应链效率的提升，不断提高存货和现金的周转率，这是零售行业的王道。
2、 成本，毛利率并不重要，如果一个流通企业对毛利率要求很高，只能证明它的成本太高，它在产业链上是没有价值的，迟早要被取代。
只要一个零售企业能在这两点上实现提升，那么它就是有竞争力的，甚至是颠覆性的，“一个百货商场的毛利高达50%，沃尔玛只有15%，但沃尔玛的市场价值为什么比百货商场高那么多？很简单，因为百货商场的成本高、效率低，毛利率要50%才能赚钱，但沃尔玛只要15%的毛利率就能赚钱。”
这种对商业规律的理解，促使刘强东从最初的代理商，转向连锁零售，再转向如今的网络零售，在不足10年的时间中，刘强东走过了现代渠道发展的3个阶段，从这个角度上说，京东是一个标本式的案例，可以理解这三种业态的进化轨迹。
到目前为止，刘强东带领京东发展得不错，但未来会如何？一切会如他所愿吗？
上篇：选择
让电脑城消失？
2001年初，刘强东迷上了逛商场，逛国美。
他跑遍了北京国美的各个连锁店，北太平庄的那个旗舰店去了无数次，他有时会买点电器，有时只是在店里转悠，和销售人员讨价还价，问各种问题：进货渠道、配送等等。当时国美在北京已经有超过20个店，5月，国美在全国范围内一下子开了13家店，连锁店的扩张速度让刘强东印象深刻。
其时，创业3年的刘强东正处在一个选择未来方向的关键点上，他从海开市场的一个小柜台做起，最早代理雅马哈、理光等品牌的刻录机，2000年前刻录机是一个利润率很高的产品，但2000年当单价跌到800元以下时，毛利之低已经形同“搬砖头”，刘强东将产品调整为刻录光盘这样的耗材，并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刻录盘代理商，这种对于市场和产品的敏感让他在三年中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万。
代理商的生意其实很简单，只要能拿到好产品的代理权，“快进快出，赚钱很容易”，刘强东的日子过得也很滋润，但光磁耗材毕竟是一个很小的领域，有明显的规模瓶颈，即便做到全国最大，2001年的销售收入也只有6000万，利润300多万，利润率不过5%，比3年前刚做代理业务时已经下跌了7%，并且这种趋势仍在持续。刘强东意识到“代理商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流通环节，早晚要死掉，因为品牌厂商或分销商可以跨过代理商，直接到达零售商”，所以“如果不转型，再等三年，我们会很死的很惨。”
摆在刘强东面前有两条出路，一是往上走，成为一个分销商，二是往下走，做零售商。分销商可供研究的案例是神州数码，当时它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分销商了，但是公司价值依然很低。神州数码2001年全年销售收入为105.2亿元，利润仅为1.71亿元，利润率不过1.6%。刘认为，“分销公司在整个流通产业链里面能够带来的价值很小，实际上就是一个资金和物流平台，它没有资格去赚更多的钱”，刘强东很快便放弃了做分销商的想法。
往下则是做零售商，风生水起的国美电器很自然地成为了刘强东研究的对象，因此才有了他逛遍国美连锁店的经历。经过一段时间的“偷师”，刘强东得出的结论是，国美这种大规模连锁零售模式，也将是IT、3C产品渠道的未来，“连锁可以不断复制，迅速扩大规模，而传统的百货商场、IT卖场虽然也能赚钱，但无法复制，做不大”，做IT数码全国连锁店成为刘强东的目标。
2001年，刘强东的第一家零售店在中关村苏州街上的银丰大厦开张，取名为“京东多媒体”，最初只有2个人，主要销售高端声卡、键盘、鼠标等毛利较高的电脑外设产品。从代理到零售最大的转变是销售模式上的变化，代理是走量，从业人员考虑的是20台是什么价格策略，50台有多少返点这样的问题，而零售则是一个苦活，需要一台一台去卖，如何吸引每一个客户到你这
里来买东西，如何提高专业化程度和服务附加值，是做零售需要考虑的问题，两者商业文化可谓大相径庭。
刘强东用了5个月才让自己和员工从做代理的思路转到做零售，然后开始开设自己的第二、第三家店，到开设第六家店之后，速度就加快了，最快时1个月开了3家店。后来甚至把店开到了沈阳，他曾和当地的合作伙伴说，“京东要做全国性的连锁店，像国美一样，在全国开1000家IT Small Shop，让中关村电脑城消失”，这样的豪言当然有自壮声色的意味，但他当时已经确信电脑城这种集贸市场式的渠道必然会走向衰落。最近刘强东去香港时还特意去看了看十年前很火爆的旺角电脑城，“真是凄惨的不行”。
2007年，eBay市值被亚马逊超越，似乎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即使都放在网络之上，集贸市场的渠道模式亦将走向衰落。
“非典型”触网
2003年4月19日，刘强东在人民大学西门的城乡超市买了两金杯车方便面、火腿肠和矿泉水，发给京东多媒体的60多名员工，让他们不用出门就可以在家生活一个月，以躲避非典疫情。对于1个月之前还在谋划2003年将连锁店从12家增加到18家的刘强东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但“我们认为员工的生命安全大于公司的生存权，公司可以倒闭，但是不能有任何员工因为工作而感染非典，这是不可容忍的，如果有这种事发生，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存在成功的可能。”
在安排完所有的员工之后，刘强东和公司的几位负责人需要面对几百万的库存产品，为了提高毛利，京东一向采取现货现结而不是“扎账”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些库存都是京东用自己的钱买下来的，如果不卖出去，所有亏损都会由京东自己承担。非典造成IT产品跌价很快，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月价格跌去30%，刘强东计算，如果非典迟迟不结束，京东最多只能坚持半年，必须要把这些货卖出，互联网似乎是唯一可能的渠道了。
刘强东上大学、打工、创业都在中关村，这个被称为中国硅谷的地方，也同样是中国互联网的发源地，1996年瀛海威在白石桥打出“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的广告，2000年联想FM365让中关村大街上一夜之间贴满香港小生谢霆锋的头像，煽情地问“谁让你心动？”，刘强东都曾耳濡目染，但有趣的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和互联网有什么关系，也从没想过去做电子商务，更没听说过什么8848，因为“自己的业务跟互联网没有牵扯，不需要上网”。刘强东后来回头看，“当时信用卡为零、网上支付没有、配送效率也低，怎么做电子商务？邮局汇个款10天、15天才能收到，哪有供应链效率可言？”他觉得这种后知后觉简直是一种幸运。
非典几乎是以一种强迫的方式让刘强东开始接触互联网，他和他的团队开始在硬件论坛上发帖，疯狂加QQ好友，推销自己的产品，这种原始的方式注定只能是事倍功半的，折腾十几天也就做成十几单生意，所幸“京东多媒体”在硬件发烧友中还颇有知名度，通过在CDBEST等网站上做团购，逐步打开了一些局面，很快还开设了自己的论坛网站。
6月底，非典得到控制，京东的线下业务恢复正常，但心有余悸的刘强东不敢再贸然扩张，维持了12个店面的规模，而网上团购的那些用户仍然不时有需求，并要求京东开设自己的网站，“最初只有36个客户，数量很少，但这些人要么是论坛版主，要么是资深玩家，在网上很有影响力，他们给我很多蜜糖吃，说会推荐京东的网站”，得知一个小型网站租带宽一年不过1千多元，刘强东决定成立京东自己的论坛，并安排一位叫李梅的员工处理这些网络买家的需求。
也许是这最早36个客户的口碑效应太大，在没有开设网上商城、只有一个简单BBS论坛、没打过任何广告的情况下，京东来自网上的订单在持续不断的增加，2003年6月到2003年底，网上订单一共超过了1000单，最多一天有35个订单，甚至比一个线下连锁店都要多，后来被戏称为“京东电子商务第一人”的李梅已经处理不过来了，刘强东感觉到了这个速度的可怕，9月，他招了技术人员开发商城程序，2004年1月1日，“京东多媒体网”电子商务网站上线。
“赌一把”
就像2001年迷上逛国美一样，2004年刘强东完全被互联网吸引住了，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了网上，和京东的2700名注册用户“都很熟”。这一年京东一直是线上线下业务并行发展，但处理网上业务的人增加到3个，刘强东可以很直观地比较这两种零售方式。
在2004年的6000万销售额中，来自线下和线上的量分别为5000万和1000万，网上销售的价格比线下大约低5%，也就是说，无论是销售额还是利润，京东的业务仍主要来自线下。但两者增长速度却有天壤之别：由于停止店面扩张，这一年线下业务大约只增长了不到15%，而网络业务的月复合增长率却达到了26%，即一年增长16倍，尽管部分原因是基数太小，但这个惊人的速度仍然足以让刘强东在2004年年底时开始考虑：未来是继续原有策略做线下连锁店，还是放弃线下，专心做网上销售？
京东的团队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两者存在冲突：一个规模大，一个速度快，完全可以同时运作，没有必要放弃哪一个。刘强东却不这么想，“如果能做到 1000个连锁店，当然很有价值，同样，如果能做成Dabs、亚马逊那样的网上零售公司，肯定也很有价值。但我从小养成的思维习惯是：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好两件事，一个公司的核心能力也只有一点。我们那么小，一定要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一点，才能获得一些竞争性，分散用力只能是找死，只能做一件事，我必须做出选择。”当时距京东从代理商转型连锁零售商不过3年时间，连锁模式在中国仍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黄光裕甚至因为国美的上市成为了中国首富，刘强东的决定却是“赌一把”，放弃连锁，转战网络。
“说是赌一把，其实也不尽然，2004年我做了很多研究，受到最大的启发就是对供应链效率和成本的认识，我发现100年来全世界商业的发展都是围绕着这两条线，每一种新模式出来的时候，只要能够提升效率，压低成本，就会颠覆旧有的模式。为什么百货商场的毛利高达50%，沃尔玛只有15%，但沃尔玛的价值比百货商场高那么多？很简单，就是因为沃尔玛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它不需要50%的毛利，只要有15%就能赚钱。所以我认为毛利率对零售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做零售比拼的是运营效率和运营成本，如果每个人都在追求40%、50%的毛利率，商业模式就不会进化，也不会给消费者带来价值。一个产品交给你，你要加上30%卖出去才能赚钱，损耗这么多，你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刘强东说，但“网上业务比连锁模式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成本还要低、效率还要高，这是促使我下决心放弃连锁，做网上零售的真正原因。”
祖籍湖南的刘强东家里世代行船，无非是将南方的瓷器贩运到北方，北方的煤炭贩运到南方，从中赚取差价的古老行当，这种简单的贸易方式让刘强东从小就理解商业的基本规律，尤其他对成本有着天然的敏感，有一个例子颇可说明刘强东对成本控制的注意。
在开连锁店的时候，京东的员工手册里包括这样的内容：店面在什
选稿:马韵筠 来源:东方网 作者:亦菲
震惊世界的猪流感爆发以来，公众都把目光盯住最先传出疫情的墨西哥与美国，关注墨西哥与美国的一举一动。媒体报道，4月30日早上6时，墨西哥航空公司AM098航班如期抵达上海浦东机场（4月30日《新闻晨报》）。
此消息告诉人们，尽管墨西哥已是世界公认的此次猪流感疫情源头，疫情至今仍未得到遏止，然而，中墨两国航空依然如常双飞。
在发生疫情的情况下，民航如期飞行是需要胆识与智慧的。人们看到，自从墨西哥冒出猪流感以来，某些媒体采取无限渲染对疫情胡编乱造的态度，在公众中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在美墨等国，一些人们闻猪流感色变，有些人们甚至也“闻猪色变”，像躲艾滋病一样躲避；也有的国家组织对疫区表现了“另眼相看”，一改正常交往秩序，甚至出现对疫区采取变相抵制的态度，这既不能有效防控猪流感，还有可能引发新的事端。因此，对疫区是否善待，是否理性就成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面对墨西哥的灾难，中国首先在世界奏响了同情支援的声音。在继4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向墨西哥提供5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其中400万美元物资援助之后，中国卫生部发言人同日在记者会上宣布，“战胜疫情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非常愿意为发生疫情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民用航空局29日紧急批复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一班北京至墨西哥城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特殊包机任务，货机预计今天下午起飞。不言而喻，墨西哥航空公司航班依时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是与中国对拉美疫区的方针一脉相承的。
诚然，如期为墨西哥航班在中国放行并非放松必要的检查。相反，中国有关方面做出了一系列严格的检查规定。比如，来自墨西哥疫区飞机抵上海不停靠在廊桥，而是停在一个远机位，尽量与其他航班适当隔离；在登机之前，对旅客进行第一次测温，一旦发生异常，将取消有关旅客此次航程，机上并配备口罩、酒精；旅客下机后，进行第二次测温。此外，上海市卫生部门还安排了设施完备、消毒完好的救护车派遣到机场等候。而上海市长韩正等官员则在第一时间赴机场进行检查等等（4月30日《东方早报》）。应该说，上海航空部门对来自疫区的飞机进行严格检查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在世界面前，中国就展现了既保持两国航空渠道畅通，又从实际出发强化管理的实事求是态度，与那些闻疫色变，闻疫把正常秩序一切推倒的做法区别开来。
笔者为墨西哥疫区的航班如期抵上海喝彩，是为中国坚持人道主义的精神喝彩。对于人道主义，中国不但一向旗帜鲜明地弘扬，即使在特殊环境中，中国也依然一以贯之般坚持。在弘扬人道主义的背后，闪烁着与人为本的光辉。有了这种精神，中国永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笔者为墨西哥航班如期抵达上海喝彩，是为中国民航等部门的实事求是精神喝彩。实事求是是中国执政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坚定不移的执政理念。不但在经济工作中要实事求是，在对外交往中处理国际矛盾也要实事求是。尽管猪流感是一个新的病毒，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找出其来龙去脉，更要用辨证的思维指导防控，中国提出联防联控的八大措施就是证明。这样就可以避免猪流感进一步蔓延，也避免由此衍生出新的经济社会问题。
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04月16日 来源: 南方周末
1985年开始起草、已列入今年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精神卫生法,千万不要将目前这种精神病院强制收治病人的做法合法化
□黄凯平
正常人邹宜均被当成精神病人强制收治,很多人争论她是不是真有病,这并没有击中问题核心。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病是科学问题,应由专业人士判断,但对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是否强制收治,关系到公民人权,是一个法律问题,应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精神病学界不谦逊会带来灾难
精神病学界目前对精神病的认识还非常幼稚,精神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仍然是一个谜,它并不像其他疾病(如肺病)一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很多精神病人无法找出其器质性的病变,医生也无法通过脑电波、细胞递质、基因等生物学上的客观指标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精神病人。
目前,既没有普遍有效的药物,也没有行之有效的疗法,甚至没有一个医生有足够的把握说,他能治愈精神病。这种无知,要求医生保持极大的谦逊,“精神病人”这个标签不能随意贴。不经谨慎诊断就断定谁有偏执型精神障碍,需要强制收治,这明显缺乏精神病学常识,也缺乏基本医德。对危害社会的人进行处置,要不要经过法律程序?希特勒时代的“社会卫生学”,主张把所有“不健康”的人(当时是指精神病人、残疾人、犹太人……)都像医生处理细菌一样处理掉,岂不是更彻底?精神病学界如果摒弃谦逊的态度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这是有历史教训的。比如同性恋曾长期被划为病态,众多同性恋者被污名化。即将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不再把同性恋归为精神病,这是进步,尽管它来得有些晚。
另一个例子,是我国1950年通过的婚姻法禁止未治愈的精神病人结婚,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认为精神病有遗传。但这只是统计学上的结论,并没有可靠的依据,仅凭几个不能让人信服的流行病学调查就剥夺人结婚的权利,野蛮而不人道,幸好后来修订的婚姻法纠正了这一点。
精神病学界对精神病的模糊认识,是导致正常人被强制收治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的程序缺陷。
未经法院裁决,不得强制收治
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关于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程序的明确规定,民政、卫生、公安、部队、共青团、残联等多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精神病院,因为多头领导,精神病院的管理也非常混乱,即使是未经法律程序的收治,各地医院也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程序,全由精神病医生个人来把握,如果精神病医生水平不够把握不准,或者不负责地违背个人意愿将人强制收治,那我们每个个体都面临被强制收治的威胁。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只要家人或单位愿意出钱,精神病院都会收治,根本不在乎送进来的是不是精神病人。把公民的自由交给精神病医生来决定,而不是通过法律程序来保障,这与法治精神明显背道而驰。
法律的缺位使精神病人的权利难以维护,而部门规范则为“强制收治”推波助澜。2001年11月卫生部发出《加强对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竟然荒唐地把“拒绝接受治疗或门诊治疗困难者”列为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这样,被强制收治的人维护自己权利的最后机会也被剥夺了。如果你被送进精神病院,你会承认自己有病吗?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拒绝治疗,精神病医生就说你没有“自知力”,可决定对你“强制治疗”；如果你反抗,会被医生视为躁狂的特征；如果你诉说遭到了不公正对待,医生会认为你病得不轻,已经有妄想、幻觉了……
未经法律审判,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人生了病就随意剥夺其自由,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对其进行强制收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程序。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规定:“每个精神病患者均有权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残疾人权利宣言》和《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等其他有关文书承认的所有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果精神病人可以不经法律程序随意被剥夺自由,正常人也难于幸免。即便邹宜均的遭遇是这个时代荒诞的个案,也并不能确保这种遭遇不落在你我的身上。
如果一个精神病人并没有危害社会,也没有严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是不必要对其进行强制收治的。一个精神病人做出的错误决策、面临丧失生活能力的困境、精神疾患治疗本身,都不是强制精神病院安置的理由。在这方面,德国的做法值得借鉴,德国法律规定,只有精神病人的行为严重危害到公共安全时,政府相关部门才可以不经过漫长的监护权法庭程序,安排一个精神病院(强制)安置。某个部门进行强制安置之后,必须无延迟地向法庭提交申请。在这个申请中,这个部门必须解释,为什么其他措施都不能奏效；同时必须解释,为什么不能等待法庭的裁决。强制安置必须在安置后的第一天结束之前,由法庭作出决定。在这个期限之后,没有法庭的决定,医院必须让当事人出院。
小心精神卫生法将强制收治合法化
全国各地都有正常人被精神病院强制收治的报道:上海的陈立案、广州的何锦荣案、西安的纪术茂案、南京的吴翔案……这其中有平凡百姓、亿万富翁,甚至还有精神病专家,他们被送进精神病院,仅仅是因为与家人或单位领导有矛盾。正因为精神病学界对精神病本身的模糊认识与精神病强制收治的程序缺陷,与我们一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受害人被当做精神病人强制住院,而且受害对象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论职业、不论地位。它就像一把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已经威胁到每个公民的人身自由。
今年《精神卫生法》已列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这部法律从1985年开始起草,至今已有二十余寒暑,虽数易其稿,但草案却从未向社会公布。最让人担心的是,由部分精神病学专家来主导这部法律的起草,这样,精神病院强制收治病人很可能被合法化。与其让一部恶法出台,或许还不如现在的模糊状态———我们至少还有争取权利的空间。
[提要] 世界银行4月8日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虽然中国提高了扶贫标准，但是新扶贫标准和投资计划依然难以达到国际标准。据2005年的数据显示，按当年美元购买力平价，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线，远高于中国官方估计的农村1500万贫困人口。
世行报告：中国贫困线与国际标准差距悬殊
本报北京4月8日电（记者程刚）世界银行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虽然中国自2009年提高了扶贫标准，但是中国政府的扶贫标准和投资计划依然难以达到国际标准。
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按照国际标准计算得出的中国消费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仍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2005年直接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按当年美元购买力平价，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每天的花费少于国际最新贫困线。这一贫困人口数字远高于中国官方估计的农村1500万贫困人口。这份名为《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的报告指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官方贫困线标准偏低所导致。
2008年底之前，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785元。该标准按照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约为人均每天0．57美元，而按照美元兑人民币现行汇率则只有人均每天0．31美元。这与世行推荐的人均1．25美元的贫困线相比，差距极为悬殊。
尽管中国政府刚刚宣布实施新的扶贫标准，将贫困线提高至人均年收入1196元，但世行的报告认为，这一新划定的贫困线依然偏低，并建议中国政府新增1546亿元投资，重建扶贫政策体系。
“采用更高的贫困线标准，是构建面向未来的扶贫战略的第一步，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世行报告认为，上述调整可使得政策关注的重点瞄准适当的群体，形成一致的操作手段，更可作为国家贫困评价和检测的基础。
依照世行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依然占全国贫困人口的90％，城市居民中的贫困人口仅占全国总贫困人口的1％至3％。世行报告指出，尽管中国的农村地区更为贫困，但“整个国家高度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却持续地偏向城市”。
世行报告提出了一个中国大幅增加扶贫投入的政策框架。按照该计划，中国需要新增扶贫投资1546亿元，这大约是中国2007年中央和地方总税收的3．1％，占200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总量的0．6％。
政协委员建议用世行贫困线标准统计中国贫困人口
许善达委员指出，我们必须制定出长期的增加居民消费的战略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的较快增长。他建议制定三项中长期战略：一是确立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建议有关政府部门建立并定期公布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状况的统计指标体系，同时使用世界银行每天一美元收入的贫困线标准来统计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并将上述指标与GDP增长和节能减排等并列为对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
今年我国扶贫标准将上调至人均纯收入1196元
记者从国务院扶贫办举办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今年我国将实行人均纯收入1196元的新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2008年年底，我国宣布将扶贫标准从人均年收入786元提高至1067元，这次1196元的扶贫新标准是在1067元扶贫标准的基础上根据2008年度物价指数做出的最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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