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特喜欢装B，比如12月13日，肯定又要大张旗鼓的纪念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就好象一个花容枯槁的老奶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诉：70年前我被邻居家12岁的小毛头强奸了一百遍啊一百遍……整天念叨个没完。问曰：真的有一百遍？你一遍遍数的？老大妈立刻怒道：你这个汉奸走狗，竟然想为强奸犯翻案……
同样，我现在要是问“三十万”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保证，那些整天作一脸无奈状说“中国人越来越麻木了才过了几十年就连国耻都忘了”这种话的人，十个有九个都答不上来。但是这不妨碍他们装B啊，一到这天，又有人开始长吁短叹：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日子……
1950年，美国数学家阿尔伯特·塔克在斯坦福大学给心理学家做报告时，讲了一个故事。警察在盗窃现场附近抓到了两名疑犯阿尔和鲍勃，把他们分开审讯，并分别向他们开了条件：如果两人都不招供（疑犯彼此“合作”），警方没有他们盗窃的证据，将以携带武器这一较轻的罪名各判处一年监禁。如果两人都招供并牵连对方（疑犯彼此“背叛”），两人都将各判处10年监禁。如果有一人招供并牵连对方，而对方不招供，此人将被免于起诉，而对方将被判处最高刑期20年。
阿尔会想：“鲍勃要么招供要么不招。如果鲍勃招了，而我不招，那么我将被判20年，我招了则被判10年。如果鲍勃不招，我也不招，那么我将被判1年，但是如果我招了，我将被免于起诉。所以不管鲍勃招不招，我招供都是最好的选择。”鲍勃也这么想。最终两人因为都“理性”地选择招供而被判了10年。但是如果他们都“非理性”地选择不招，则只会被判1年。
理性的选择却不能带来最佳的结果，这个“囚徒困境”后来成了博弈论最著名的问题。博弈论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也是关于合作与背叛（或欺骗）的关系，但是条件有些不同。有两个人驾车回家，遇到暴风雪，被雪堆分别堵在了街道的两头。司机要么出来铲雪清除路障，要么待在车中。如果两个司机分别从两头铲雪（“合作”），就能都开回家并分担劳动付出。如果只有一个司机铲雪，另一个司机待在车中等对方铲完雪，他也能回家，而且还避免了劳动付出（“欺骗”）。当然，如果两人都待在车中，没人铲雪，那就谁也回不了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选择呢？最佳的策略是做出与对方相反的选择：如果对方当“好人”铲雪，我就当“骗子”坐等其成；如果对方不铲雪，我就当“好人”自己来铲雪，这样虽然被人占了便宜，总比坐以待毙的好。
博弈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后出现，本来是为了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问题的。上个世纪70年代，它开始被用来解决自达尔文以来就困扰着生物学家的一个生物进化难题：本质上是自私的生物个体为什么会进化出合作行为？它是自然选择作用下不加思索的本能行为，因此就连毫无思考能力的单细胞生物，也会面临着合作还是欺诈的两难，比如酵母菌。
酵母菌通常利用单糖（葡萄糖和果糖）做为营养。如果环境中没有这些单糖，酵母菌也能利用其他糖，例如蔗糖（比单糖复杂的二糖）。但是酵母菌要先把蔗糖消化成单糖，为此需要分泌转化酶来催化这个消化过程。这个消化过程发生在细胞外（更确切地说，发生在细胞膜和细胞壁之间），产生的单糖扩散开去，其他酵母菌也能利用。有的酵母菌的基因发生突变，生产转化酶的基因失去了作用，自己不能分泌转化酶，但是它们能窃取其他酵母菌制造的单糖，又可以节省进行消化的成本。它们成了“骗子”，而那些耗费能量把蔗糖变成单糖的酵母菌成了“好人”（合作者）。
对群体来说，大家当好人彼此合作，全都生产单糖并分享，这样最有优势。但是对个体来说，当骗子最有优势。休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结果表明，一个酵母菌群体中好人的密度越大，当骗子的优势就越明显。他们认为这像是“囚徒困境”。在这样的群体中，好人和骗子分享全部的资源，而好人要承担生产成本，因此好人总是竞争不过骗子，一旦出现骗子，它们的后代数量会越来越多，好人的数量会越来越少，等到骗子们统一了天下，末日也就快到了，好人遗留下来的单糖被耗尽后，群体就会灭绝。一个处于“囚徒困境”的群体是很不稳定的。
实际的情形可能比这复杂。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最近发现，好人生产的单糖并不是100％拿出来共享的，而是自己会截留一小部分，虽然私藏的这部分很少（只占约1％），却让好人在利用单糖方面比骗子有了一点优势，在一定条件下这点优势超过了制造单糖的成本，就会让当好人在总体上比当骗子更有优势。好人也会有机会。
实验的结果的确如此。在好人的数量比较少、单糖的量也比较少时，能否有效地利用单糖就显得比较重要，好人对单糖的利用率高了1％，其优势较为明显，好人的数量会逐渐增多。等到好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好人制造单糖花费成本的劣势体现出来了，骗子的优势反而更为明显，骗子的数量就开始逐渐增多了。最终，好人和骗子的比例会达到平衡。实验表明，不管一开始酵母菌群体中的好人和骗子的比例是多少，演变的结果，最后的比例都是一样的。
因此，这更像是“雪堆博弈”，特立独行是最佳策略：举世皆好人时当骗子，举世皆骗子时当好人，这样最有可能获得成功。
兔把松鼠拉进了精神病院。
松鼠急得眼睛都红了，揪着耳朵龇着牙说：“我没病！我没病！”
兔不同意，他说：“你有病！你有病！你说世界是在坚果壳中的！精神病都不承认自己有病！”
刺猬医生很冷静，她说：“兔没有权利送松鼠进来精神病院的，只有松鼠的老婆和父母才可以。”
兔挺起胸膛，露出胸前的徽章，上面P-O-L-I-C-E几个字母熠熠生辉：“我是警察！松鼠在广场上散布地球是在坚果壳中的谣言，现在整个树林的松鼠都不认为世界是个大胡萝卜了，这严重的影响了树林的安定！”
“好吧，”刺猬医生摇摇头，“世界本来就不是胡萝卜，它明明是一串山楂。但是，就算你想把松鼠送进医院，你也要把他送到松鼠精神病院去，你送他来刺猬精神病院干什么？”
这下子树林里热闹了，猪和豪猪全都来看热闹，小道消息（内容是：如果说世界是在果壳中就要进精神病院）满天飞。《坚果日报》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称要维护松鼠的合法权益，他们决心力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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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世界里，送人进精神病院也一直是个严肃的问题，精神病院是什么样的地方？究竟什么人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又有谁有权利把别人送进精神病院呢？
在混沌蒙昧时期，人们相信精神病是因为被魔鬼附身，在肉体上施加了痛苦后这些“魔鬼”才可能离去，于是精神病人往往受到非人的虐待，却对病情改善却没有帮助。
在西方国家，对精神病人进行集中管理的精神病院出现于十八世纪左右，最初被称为“疯人院”，是为了防止一些重症精神病人危害其他人而建立的。在这里没有关爱也没有治疗，仅仅单纯将精神病人关起来，有些使用链条和枷锁，甚至对他们进行鞭笞水淹火烤等等惩罚措施。二十世纪后，随着人权运动的热烈开展，维护病人权益的呼声越来越高，精神病院的设施和管理也一步步得到改善。
现在，我国的精神病院主要分为三种，分别隶属于卫生、民政、公安系统，根据2004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不同系统的精神病院分工明确：卫生部门所属精神卫生机构承担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任务；民政部门所属机构承担在服役期间患精神疾病复员、退伍军人的救治，以及收容和治疗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和抚养人的精神疾病患者；公安机关要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公安系统的安康医院负责做好治疗工作。但是安康医院目前在我国数量很少（05年的统计为全国31家），所以一般的城市中，由公安机关强送的病人收治任务仍然由卫生及民政系统的精神科医院承担。
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正值夜班，这是隶属于卫生系统的一家普通精神病院。清晨四点多一点儿，走廊里日光灯只开了一半，有些暗，病房里回荡着病人此起彼伏的鼾声。有个病人起来用卫生间，抽水马桶的声音显得格外明显。
向窗外看，天边刚刚泛出来鱼肚白，夜色还浓重，好像墨蓝的深海，还有鸟声啁啾。这是刚过清明，外面草地浅浅深深的绿，浅的青翠欲滴，深的厚重浓密，窗边几株榆树正在冒芽，广玉兰已经过了花期，几株雪松和月桂只留下隐约的影子，草坪上的卵石小径现出月白的光芒，更远处的小花园里，樱花开得正好，想必风吹过会掉落一地的花瓣雨吧。
每一天，除了在规定的时间需要参加音乐、作业、森田等等治疗之外，病情稳定的患者可以在小花园里散步，此外，在病房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和治疗方式，有些人喜欢散步聊天，有些人喜欢看电视，有些人喜欢看书（大多数人读小说或是心理类书籍，有些年轻的学英语，还有读MBA管理教材的），有些四个五个聚在一起，打八十分或下飞行棋甚至玩大富翁——我所在的精神病院目前还是封闭式管理，不能随便出去，闷在医院内的生活确实有些无趣。
我并不了解我国其他地方的精神病院条件究竟如何，有些城市精神病院被冠以“疗养院”的名字，建立在市郊，医院环境幽静，管理上也很宽松。但更多的城市并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这不仅仅是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性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了。
在我国，最早的一批精神病院建立于上世纪初，主要来自一些教会医院和慈善家的建立，这些医院主要集中在南方沿海，如广州、上海，然而我国精神科专业医生的数量少之又少，直到建国后，情况才逐渐改善，50年代之后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先后建立了一批精神科的专科医院。然而直到现在，这些当时建立的精神病院大多还都维持着当年的建筑，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这些建筑物即使经过多次修葺，却依然条件艰苦：多人房、采光差、公用浴室和卫生间（有些甚至连公用的都没有）、病房布局不合理，等等等等。
08年，来自《精神卫生政策研究报告汇编》的一份报告说，截至2006年底，大陆共有精神病专科医院645家，有精神病科的综合医院479家，二者共计1124家。我们的病人有多少呢？09年1月4日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提供的数据称，大陆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我国至少有5600万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尚未接受过任何有关的医疗服务，即使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每4人中也仅有1人接受过正规的精神科医疗服务。
精神病与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是类似的，病人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服药。但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这一点，有些时候因为症状减轻、惧怕副作用，甚至出于经济原因擅自终止服药，于是导致疾病复发。而复发之后，治疗更困难，预后也更差。
目前绝大多数病人还都是门诊治疗的，他们定期复查，医生根据病情来调整药物，同时还需要抽血检查精神科药物的副作用有没有影响到肝脏、肾脏、内分泌系统的正常功能。
精神病院并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这里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治疗和帮助。住在精神病院里的人，相对于门诊病人来说，都是病情更加严重，或是长期的门诊服药都没有改善，这部分病人总的来说分为自愿和非自愿两种——这好像是一句废话。
大多数病人在门诊医生的建议下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医生能够更直观的观察到病人的情况，同时医院里拥有更加多种多样的治疗方式。也有些病人，也许他们的病情还并未严重到一定需要住院治疗的程度，他们来医院是自己主动要求或者是家人主动送入医院的。
有人可能奇怪：为什么会有人主动要求住进精神病院呢？自己拿着病历卡跑到医院里来说“我要住院”的人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曾经遇到一例有被害妄想的病人，她总觉得住在家里不安全，医院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过年的时候假出院可以在家待七天，她过完了初一就跑回来，说“还是医院安全。”
还有一些轻症病人被家属送来医院，是因为他们的家人没有办法妥善的照顾他们，曾经有名强迫症患者，在医院里面看上去也很正常，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多总是不能出院，为什么呢？因为子女上班，每一次假出院时老人家白天一个人在家，就会把所有的衣服床单都拿出来反复清洗
中国政协年度会议发言人赵启正举行记者会，美国之音记者提出了六@四@死难者家属给人大政协两会写信的问题，赵启正做了回答。但是，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在直播和发稿中，都删除了相关内容。
*触及六@四敏感问题引发台下一片哗然*
星期一，赵启正在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提问：95年以来，天@安@门@母亲几乎每年给两会写信，提出解决六@四问题主张。这些信两会代表收到没有？有什么反应？
明报星期二报道说，记者提出问题后，“引发台下一片哗然”。赵启正回答说，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共和中国政府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和取得的进展告诉我们，改革发展必须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才能顺利进行。恐怕这也不仅是中国的经验。我们观察世界，那些动乱很多的地方，没有一个经济能够顺利发展的。所以我们必须从维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力维护我国社会大局的稳定，才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
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节目，到了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切换了画面，开始播放其他内容。
明@报星期二发表的记者手记说，虽然赵启正的回答内容完全沿用“官式答案”，但六@四事件作为中共过去20年来最大“禁忌”，作为宣传喉舌的央视对于这种问题自然是“避而删之”。
新华社后来发出的有关赵启正记者会的通稿，也没有了这段内容。就在几天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到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上网同网民对话，网站也删掉了有关西藏等敏感问题的提问。
*经常删除敏感话题能打造世界级媒体吗？*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有报道说，中国要拿出400亿人民币，让新华社开办世界性电视台，向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看齐，努力把新华社打造成中国AP(美联社)或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时，显著扩大英文中国日报的规模和发行量，争取在世界范围内有更大的“话语权”。
但是，如果一个媒体经常删除敏感话题，如何能办成一个世界级媒体呢？针对这个问题，香港城市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何舟说，这是个需要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对的。新华社老早就想成为世界性通讯社。在80年代初就开始了。新华社同仁进行了一些努力。但努力最后还是遇到底线：你不能客观公正全面报道世界上任何重大事情。而且你报道重大事情你总是选择性很强，还会触及到一些关于制度和意识形态底线的事情，就不能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难成为大家公认的世界性通讯社，要成为CNN就更不可能了。”
对于星期一全国政协记者会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问答，香港一些中文媒体做了报道。大公报用一个“豆腐块”，专门刊登了美国之音的问题和赵启正的回答。明报的报道直接点明是美国之音电台记者的提问，赵启正做了回答。
香港城市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何舟说，中国新闻界不是没有改革的愿望：“中国新闻界不乏有洞察力和有相当表述水平的新闻记者。但关键问题是在于你的‘雷区’太多，你设的底线太高。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客观地报道很多事情，你就没有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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